现在很多家庭里，都是“隔辈带娃”，年轻夫妻生完孩子就大功告成，养娃带娃的工作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好像让自己的爸妈带娃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咱们该如何看待“隔辈带娃”这件事？它到底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还是法律上应尽的义务？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因“带孙费”引发的诉讼，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案情回顾】

小何系老何、老周之子。小何与小杨于2014年登记结婚，并于2015年生育一子小小何。2015年至2018年期间，一家人共同居住生活。其后，小杨、小何夫妻二人先后外出务工，小小何由老何、老周照顾。在老何、老周照顾小小何期间，除日常生活开销外，二老还支付了小小何的幼儿园费用、培训费用2万余元。小杨曾通过微信向老周转款5万余元，还通过淘宝为小小何购买衣服、玩具、零食等，并为小小何购买了人身保险，每年缴纳保险费。

2021年2月，小杨与小何产生矛盾，小杨起诉离婚。同年4月，法院判决不准二人离婚。老何、老周遂于2021年4月起诉小何与小杨，要求二人支付垫付的抚养费、教育费共计23万余元。

【法庭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小何、小杨作为孩子的父母对小小何有抚养义务，老何与老周作为孩子的祖父母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由于小何、小杨外出打工，二老遂代为照顾孩子，符合我国传统的大家庭观念。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或共同抚养照顾孙辈在我国较为普遍，在经济较宽裕的情况下对子女进行帮扶，开支部分家用亦符合情理，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美满和谐。

本案中，在二老照顾孩子期间，小杨向老周汇款补贴家用，并通过淘宝购物为孩子购买日常玩具用品，小杨并非未尽到抚养义务；老何与老周虽支付了小小何的部分费用，但小杨通过微信向老周的转款远高于有证据支持的款项；引发本案的根本原因是小杨提起了离婚诉讼，家庭矛盾激化产生。二老要求小何与小杨支付近六年的抚养费23万余元，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支持。老何、老周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由家庭成员组合起来的密切联系的整体，家庭成员应共同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互帮互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

抚养孙辈系天伦之乐，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和精力，但符合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观念，在子女举证支付的费用高于祖辈开支的情况下，再要求提供生活消费明细，既不符合现实生活的情理，也不利于美满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从维护公序良俗和平等和睦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角度，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祖父母、外祖父母代为照顾孙子女时，是否有权向孙子女的法定抚养人索要“带孙费”？此处“带孙费”不仅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直接费用，还包括保姆费等间接费用。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及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特定情况下（如父母已死亡或无力抚养子女）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抚养义务。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法定抚养义务，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并无当然的法定抚养义务。若父母在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而将该义务转嫁给老人，由老人实际抚养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时，老人可依法向孩子的父母主张相应的抚养费。也就是说，只有在父母具有抚养能力而拒不抚养子女或双方在事前对代为抚养孩子约定有一定数额的报酬时，代为照顾子女一方才可向子女的父母索要“带孙费”。

而在本案中，法院之所以不支持二老的诉请，主要是孩子的父母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用，而在这种情况下，老何和老周又提出索要23万元高额“带孙费”的请求，于法律上是证据不足，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这笔钱的具体开销；于情理上，是破坏家庭感情，不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提倡的“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所以一审和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了二老的诉请。

不过，通过本案，也引发了我们对“隔辈带娃”这个现象的思考。年轻父母如今都是全职工作，挣钱养家，在经济和时间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这时退休在家的父母如果有精力和能力，乐意帮忙带娃，既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能帮忙分担养娃压力，对整个家庭来说是自然是一件好事。但“隔辈带娃”的前提必须是祖（外）父母出于自愿，而且孩子的父母必须承担起抚养费用，不能彻底当“甩手掌柜”，把养娃的重担都交给爸妈，这样肯定会引发家庭矛盾，甚至惹出法律纠纷。总之，不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情感上，还是呼吁年轻父母，要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也多体谅年迈父母“带娃”的辛劳，总之，一家人相互关心，相互体谅，才能构建一个和谐有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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